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系统的文字学著作，许多人是知道的。研究中国文化，特别是解读古籍，探讨文字形音义的历史沿革，都离不开《说文解字》，这也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但是真要用起这部重要的工具书来，却实在令人头痛。
要用《说文解字》，先要会查。可是，查字这一关就相当繁难。许慎把全书九千多个字分成了540部。这分法在当初可算一大发明，但时移世异，今人已弄不清这样分部的依据与规律，为要弄清哪一个字应当隶属于哪一部，就先要煞费心机。等你找到了那一部，所隶诸字的排列又没有一个清晰的顺序可循，一个一个找下去，稍一眼花，就会网漏吞舟。即便后人已经按笔画的多少排出了字表，但一个字究竟应当算几笔，也未必都有个定准。所以，用到《说文解字》的人都知道查找的艰辛。
等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查到了，偏又可能读不出音。许慎当年在字后只说“从某，某声”，算是读音的提示，有时也用“读若”“读如”一类的直音法标注音读。这在当时或许是可行的，但经过了近两千年的历史，古今语音也发生了很大变异，当初“若”的，今天早已不若了。不要说今天“不若”，宋代的徐铉等人也已经感到“不若”了，所以在奉命校订《说文解字》时改成了用《唐韵》反切注音。但唐韵的反切并不规范，反切也不是个准确的标音方法，所以到了今天，许多字也已经很难“切”得出了。
查不到、读不出，是《说文解字》读者最感头痛的问题，虽然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有音韵学和语音学的严格训练，必须通古今之音变，必须要有识断、有融通，但这个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倒也并不完全是因为无人有此能力，只不过既有此能力又肯做“苦力”的“傻子”难觅而已。
愿意做这项工作的，必定是不计名、不图利，孜孜唯学术之发展是务的人。你想，九千多个字，要一个一个根据古今音变的规律确定它的读音；五种版本的《说文解字》要把每一种的所有字都编入便于读者查找的索引，都不是可以偷懒的工作。花下这许多死功夫，“效益”——如今这个词儿的使用频率不是最高也是“排名”靠前的——却远不如神吹胡侃的所谓畅销作品，甚至也远不如那些标新立异的胡说。还可以预计的是，即或事成，也很难找到愿意出版的地方。排版困难，校对困难，市场不广，出版这样的书，岂非寿头？不意尽管如此，仍有这样的“傻瓜”，肯作这样的“傻事”——这就是山东的李行杰教授和齐鲁书社。
他们花了近十年的时间，从一张一张卡片做起，终于完成了这项工程。他们的成果，就是这部《说文今读暨五家通检》。他们不但为读者提供了阅读《说文解字》的最准确、最便捷的检索工具，而且在完成这项工作的过程中，第一次准确地统计了《说文解字》所收字数，证明实收正文9430字，重出6字，实际收字9424字；重文1279字，而先前一直认为正文为9353字；重文1163字。他们还为说文重新厘定了字形。旧本《说文》均为篆书，难于辨认。新印各本，为了方便读音，都加注了楷书，但其间错误实多。这次重新厘定，其有功于后人自不待言。
已故著名语言学家张世禄先生谈到李行杰教授等所作的这项出色工作时，一则曰“态度严谨，识断有据”，再则曰：“识断有据，切于实用”，并认为“此举之有功于许学，将为学界所首肯。”张世禄先生从不轻许于人，他的这些评断，是可以作为定论的。
这些年倡言国学者甚多，然藉此牟利者亦甚多，翻印古书只想影印而不想整理；发表意见少有实据而多尚空谈，真正肯认真作些实实在在的研究者，甚为寥寥。在这种风气下，仍能有执著如李行杰教授的学者，有齐鲁书社这样的出版社，实在是令人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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